作者:张巍(华南师范大学教授)
陶渊明的诗歌和散文都具有“质而实绮,癯而实腴”的特点(苏辙《追和陶渊明诗引》载苏轼语),风格平淡自然,但造句用语却包含着许多深微精妙之处。陶渊明善于从视觉角度出发,对事物的动态和色彩进行生动传神的叙写,这早已得到众多论者的肯定。他从听觉角度出发对于声音的刻画和表现,也同样值得关注。总体看来,陶渊明诗文中叙写的声音,大致体现出慷慨悲凉及欢愉和谐两种情感基调。前者是乱世志士的失意悲歌,后者则是欢欣自得的田园牧歌。它们分别代表了陶渊明内心世界的两个方面,犹如一首宏大交响乐的高低乐部,共同编织出陶渊明的心灵之歌。
陶渊明笔下最为强烈的悲声都与死亡密切相关。他在《挽歌诗》三首中用递进笔法写死后情形:刚死之时,“娇儿索父啼,良友抚我哭”;祭奠之时,“肴案盈我前,亲旧哭我旁”;归葬之时,“马为仰天鸣,风为自萧条”。《咏三良》写秦国三位壮士被迫殉葬后,“荆棘笼高坟,黄鸟声正悲”。《挽歌诗》是生者对自己身后的设想,《咏三良》是对已逝历史人物的追念,无论是时间轴上的前望还是回顾,都突出体现了对生命的深情眷恋和失去生命的深沉悲慨。除了悲鸣声和悲哭声之外,陶渊明笔下的悲苦之音还包括悲乐声,《咏荆轲》所写尤为惊心动魄:“渐离击悲筑,宋意唱高声。萧萧哀风逝,淡淡寒波生。商音更流涕,羽奏壮士惊。”击筑声、高歌声、风声、水声交织成了一片,这是离别之悲歌,更是荆轲的挽歌!
死亡意味着彻底毁灭,活着也要忍受生存的艰难:“风雨纵横至,收敛不盈廛。夏日长抱饥,寒夜无被眠。”面对这些无法逃避的人生困苦,诗人只能是“慷慨独悲歌”“如何不叹息”!(分别见《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》《联句》)他的心底始终堆积着一份沧桑与悲凉,陶渊明诗文中的悲慨之音,与他心灵的这方面正好呼应。
悲慨之音在陶渊明笔下声音中所占比重并不大,明显不是他情感的主导基调。陶渊明归隐田园,就是为了寻求心灵的宁静和生命的归所,他笔下大量展现的还是充满欢愉和谐之音的田园生活。具体来看,这些欢愉之音可以归并为艺术类、日常生活类和动物类三种。
艺术类声音包括琴声、啸声、歌声、吟诗声,而琴啸歌诗也堪称陶渊明理想生活的写照:“清琴横床,浊酒半壶”(《时运》),“登东皋以舒啸,临清流而赋诗”(《归去来兮辞》),“含欢谷汲,行歌负薪”(《自祭文》)。最终,他也是将“长吟掩柴门,聊为陇亩民”作为自己的人生归宿(《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》其二)。日常生活类主要是说话声和笑声。陶渊明非常享受与亲友们的闲谈和欢笑:“相思则披衣,言笑无厌时。”(《移居》其二)所谈的内容或为玄言妙理:“谈谐无俗调,所说圣人篇。”(《答庞参军》)或为耕种之事:“相见无杂言,但道桑麻长。”(《归园田居》其二)在这些人声中,最为可爱的又莫过于孩子的牙牙学语声:“弱子戏我侧,学语未成音。”(《和郭主簿》其一)动物声中,除去田家常听到的鸡鸣狗吠之声,陶渊明最喜欢的就是悦耳动听的鸟叫声。家中闲居时他注目于树上栖息的鸟儿:“翩翩飞鸟,息我庭柯。敛翮闲止,好声相和。”(《停云》)外出游玩时他又听到欢然飞过的水鸟叫声:“闲谷矫鸣鸥。”(《游斜川》)各类动物啼叫声与各种人声联合起来谱就了一曲田园乐章,陶渊明深深陶醉于其中:“此事真复乐,聊用忘华簪!”(《和郭主簿》其一)
陶渊明写声音,采取了托声于景、藏声于形、简笔传神的方法,主要着力于声音意象的自然呈现,让声音去释放和透露出自身所蕴含的美感。当代诗人艾青说过:“意象是具体化了的感觉。”(《诗论》)声音意象本身就体现了陶渊明对世界的感觉和他的生存状态,所以他不采用比喻和通感手法去刻画声音的表现力,也不通过详细交待听众反应来描述声音效果,只是非常简单地点出有怎样的声音,然后让它们在既定环境中自由飘荡。这种方法正如朱熹所说:“渊明诗所以为高,正在不待安排,胸中自然流出。”(吴瞻泰《陶诗汇注》引)例如《答庞参军》开篇写道:“衡门之下,有琴有书。载弹载咏,爰得我娱。岂无他好,乐是幽居。”虽然只是提到弹琴读书,但悠悠琴声和清朗的读书声就似乎已在草庐中长久回响。在这种总的写法之下,陶渊明还运用了众多技巧来刻画声音。他有时同步叙写两种声音,造成类似和弦的复叠效果:“狗吠深巷中,鸡鸣桑树颠。”(《归园田居》其一)“今日天气佳,清吹与鸣弹。”(《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》)有时又写到一种声音的消歇和另一种声音的响起,仿佛具有轮流演奏的意味:“哀蝉无留响,丛雁鸣云霄。”(《己酉岁九月九日》)他笔下的声音世界因此总是多姿多彩,充满了勃勃生机。
清人徐增说过:“花开草长,鸟语虫声,皆天地间真诗。”(《而庵诗话》)只有陶渊明这种“不失其赤子之心”的真诗人才最能欣赏这类“真诗”的妙处。声音无形无迹,随风而散,但在陶渊明笔下,它又是有情有质之物,诗中充满静听自得之趣。陶渊明有首四言古诗题为《时运》,所谓“时运”者,指春夏秋冬四时之运转,语出《大戴礼记》:“仰则观天文,俯则察地理。前视则睹鸾和之声,侧听则观四时之运。”陶渊明体察声音的方式正是如此,这代表了一种基于农耕文明的哲学思维方式和诗学方式。陶渊明躬耕田园,对于这种生存方式有亲身浸润与深切体味,他的诗文也正是他澄怀观道、体悟玄理后的智慧结晶。
《庄子》中讲到人籁与天籁之差别,左思笔下的隐士重天籁过于人籁,“非必丝与竹,山水有清音。何事待啸歌,灌木自悲吟”。(《招隐诗》)但作为热爱人间烟火的隐士,陶渊明在喜欢天籁的同时也喜欢充盈着情味的人声。他的笔下天籁和人声往往相融合,正好体现出天人交感、天人合一的旨趣。夕阳西下时,他以长啸声与鸟鸣声相呼应:“日入群动息,归鸟趋林鸣。啸傲东轩下,聊复得此生。”(《饮酒》其七)《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》一诗写尽秋收的欢乐:“不言春作苦,常恐负所怀。司田眷有秋,寄声与我谐。饥者欢初饱,束带候鸣鸡。扬楫越平湖,泛随清壑回。郁郁荒山里,猿声闲且哀。悲风爱静夜,林鸟喜晨开。”其中提到多种声音:虽然春耕劳苦,但诗人也不愿说起。得到守田人捎来的秋熟口信,穿好衣服等候着鸡鸣声上路。途中听到猿猴的啼叫,静夜的风声过后,又是鸟儿呼唤黎明的叫声。人类存在于个体与外物交互作用的感性世界,陶渊明诗中则用种种声音将自我与外物联结起来,使其形成统一的有机整体,显得极为和谐。
人间并非没有烦恼,人声中也不是没有嘈杂,但陶渊明却可以超越这层声音之障:“结庐在人境,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,心远地自偏。”(《饮酒》其五)有精神的萧散闲远相伴,就不会觉得世俗的喧嚣烦闹。清代朱燮《古学千金谱》中讲得好:“心不滞物,在人境不虞其寂,逢车马不觉其喧。”陶渊明以哲人的胸怀和智者的睿思,最大程度地消解和摒弃了世俗的烦恼,尽可能地保留了人间的真淳与可爱,在平凡的人间之境中体味生命的无上妙谛。这一方面,他与后来的苏轼极为相像,或者说正是他启迪了苏轼。
《老子》说“大音希声,大象无形”,“无”中可以蕴含生发一切“有”,陶渊明也能够越过具体声音抵达无音之境。沈约《宋书·隐逸传》记载:“(陶潜)畜素琴一张,无弦。每有酒适,辄抚弄以寄其意。”对于陶渊明来讲,无论耳畔多么动听的琴声,也抵不过心中沉默的琴意,“但识琴中趣,何劳弦上声”(《晋书·隐逸传》)。陶渊明曾这样写落雪:“倾耳无希声,在目皓已洁。”(《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》)听觉和视觉形成巨大反差,耳中悄无声息,放眼望去却是洁白一片,这真是《庄子》所说的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”!陶渊明自己也抵达了“忘言”“忘己”的境界:“此中有真意,欲辨已忘言。”(《饮酒》其五)这种无声之境中最能见出天地之心,也即宇宙之境。
悲鸣与欢声,天籁与人籁,有声与无声,所有的这些声音层面在陶渊明笔下都指向一个更高远的范畴,那就是“自然”。陶渊明在《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》中记载了他外祖父孟嘉的一则佚事:“又问听妓,丝不如竹,竹不如肉,答曰:‘渐近自然’。”这其实也代表了他自己的思想。琴瑟类的弦乐器与笛箫类的管乐器相比,制作所需的原材料种类更多,制作工艺也更为复杂,这样也就更少自然的真趣而多人工的机巧。而歌唱所依托的是人自身的喉舌唇齿,反求于己,不假外物,因此比笛箫等又胜一筹。这种观念和《庄子》中抱瓮丈人“有机械者必有机事,有机事者必有机心”的说法是一致的,实质仍是对自然本真的看重和坚守。《老子》《庄子》中都反复强调“自然”:“人法地,地法天,道法自然”,“游心于淡,合气于漠,顺物自然”。陶渊明也说自己“质性自然,非矫厉所得”(《归去来兮辞》),庆幸自己归耕田园是“久在樊笼里,复得返自然”(《归园田居》其一)。陶渊明诗意地栖息于声音世界当中,“悦亲戚之情话,乐琴书以消忧”(《归去来兮辞》),欣然走过四时,坦然面对生死。他的声音观和他对声音的叙写,是他人生旨趣与生命哲学的真实显现,也从某个侧面体现出他对中古文学发展的重要贡献。
《光明日报》(2024年10月14日 13版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