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书桌上有名为“琐事闲录”的一书一文,书是清人张畇(字林西)所著,文是知堂(周作人)读张著有感所写。
知堂的读后感不足五百字,却有几处引人深思。他在肯定张著“质朴可喜”“不负其题名”“一般随笔中所鲜见”之后,单独摘引了其中的《不入诗话》一则:“先叔祖幼不读书,而聪明颖悟,古近体杂作颇富,惜皆散遗,游幕江南日与袁太史往来,正值《随园诗话》开雕之时,薄其行止,终不肯出稿以相示也。曾云,袁某好相人阴,两三次晤叙之后,必设法窥验,殊为可鄙。”
随园老人像 钱慧安
这话很重,若不了解袁某,必对他有微词。
袁某何许人也?乃乾嘉时期的大才子袁枚,晚年自号仓山居士、随园主人、随园老人。作为生前身后都有重大影响的诗人、散文家、文学批评家、美食家,袁枚早年任过知县且政绩不俗,后因仕途不顺,加之厌弃官场的逢迎,三十几岁便辞官回家,孝母、读书、创作。他著有《小仓山房诗文集》《子不语》《随园诗话》《随园食单》等,倡导“性灵说”,主张诗文应当反映诗人的个性。他还强调妇女解放,弟子中女弟子尤多,六十二岁时仍纳妾入室。人们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,所以知堂在这里加重语气写道:“案:随园身后是非多。”
是非多到什么程度?“非袁者”如张畇的叔祖咬牙切齿地说“好相人阴,殊为可鄙”;“赞袁者”说袁具备“独到的政治眼光”,有对尚且年幼的和珅、和琳两兄弟预言的诗句“擎天兼捧日,兄弟各平分”为证。“非袁者”中,以光绪年间举人、诗人朱庭珍为代表,他评价袁枚“既以淫女狡童之性灵为宗,专法香山、诚斋之病,误以鄙俚浅滑为自然,尖酸佻巧为聪明,谐谑游戏为风趣,粗恶颓放为豪雄,轻薄卑靡为天真,淫秽浪荡为艳情,倡魔道妖言,以溃诗教之防”。“赞袁者”中,以散文家、“桐城三祖”之一的姚鼐为代表,他在袁枚的墓志铭中写道:“君古文、四六体,皆能自发其思,通乎古法。于为诗,尤纵才力所至,世人心所欲出不能达者,悉为达之;士多仿其体。故《随园诗文集》,上自朝廷公卿,下至市井负贩,皆知贵重之,海外琉球有来求其书者。君仕虽不显,而世谓百年余来,极山林之乐,获文章之名,盖未有及君也。”
知堂既不完全赞成张畇叔祖的愤激之辞,也不完全赞成一些人对袁枚或褒或贬的偏狭之语,对袁枚的诗文,他比较认同蒋子潇的评价:“窃意关于诗文方面,蒋子潇《游艺录》中所说最为持平。”蒋子潇是河南固始人,著有《游艺录》,历史上关于蒋子潇的资料不多,但若是知晓思想家、诗人、文学家、改良主义先驱龚自珍的“问我清游何日最,木樨风外等秋潮。忽有故人心上过,乃是虹生与子潇”,以及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文学家、近代中国“睁眼看世界”的先行者之一魏源的“与君同是再来僧,共拨寒灰听水声。谈罢不知庐阜月,只疑青海寺中行”,便可窥见蒋子潇的文学地位与社会地位。
知堂在《宇宙风》杂志一九三五年第六期的《谈桐城派与随园》一文中,引用了蒋子潇《游艺录》中对袁枚的评价:“乾隆中诗风最盛,几于户曹刘而人李杜,袁简斋独倡性灵之说,江南北靡然从之,自荐绅先生下逮野叟方外,得其一字荣过登龙,坛坫之局生面别开。及其既卒而嘲毁遍天下,前之以推袁自矜者皆变而以骂袁自重,毁誉之不足凭,今古一辙矣。平心论之,袁之才气固是万人敌也,胸次超旷,故多破空之论,性海洋溢,故有绝世之情。……二百年来足以八面受敌者袁固不肯让人也。寿长名高,天下已多忌之,晚年又放诞无检,本有招谤之理,世人无其才学,不能知其真本领之所在,因其集中恶诗遂并其工者而一概摈之,此岂公论哉。王述庵《湖海诗传》所选袁诗皆非其佳者,此盖有意抑之,文人相轻之陋习也。”随后,知堂明确说道:“蒋君最可佩服的地方还是在他思想的清楚表达。”
接下来,知堂话锋一转:“若论其人,则只凭著作想望其丰采者与曾经面接者两方可以有很大的距离,亦可以说都各有道理者也。”他的意思是说文与人是可以有距离的,是可以分开来看的。我认为这不是知堂圆滑在说两面话,这基于他对文人圈的深入体察,对人性弱点的深刻洞悉。
知堂说文与人“可以有很大的距离”,这话是对袁枚说的,也是对张畇的叔祖说的——一面同袁枚“日与往来”,一面对袁枚“薄其行止”、骂他“殊为可鄙”,极易让人看出他“两面人”的面目。
果然,知堂把“林西的叔祖弼亭,曾向兄索钱不得,携纸锭来焚化”的事拿出来讲,意在让人了解张畇的叔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张畇《琐事闲录》的《生祭》一则,有具体且生动的描述:“先祖昆季三人。长,耔园公;次,即先祖;次,叔祖弼亭公。先祖性极潇洒,三叔祖性颇褊急,将己之产业荡尽,复向先祖求乞。先祖又刨分庄田一所、宅舍一区。遇窘急,犹复频频索借。一日,稍不满意,乃持楮泉焚奠,先祖持杯谈笑自若云:‘此生祭也,亦大快事,设使真死,转不得见汝祭矣!’仍复设措助之。”不仅频频向兄长索借,稍有不满,还给兄长烧纸钱,谁能想象这种蔑伦悖理的事竟是前文所讲“古近体杂作颇富”,而对袁“薄其行止”,终不肯入其《诗话》的那个人干的?落差之大,令人如入云里雾里。张畇叔祖的杂作好到什么程度?假如是可入《诗话》的上品,那么他的文与人也要分开来看。所以知堂说“其人似亦非君子。”
读到这儿,我不禁想到锺叔河先生为了出版知堂著作在《光明日报》刊出的那则“人归人,文归文”的广告语。尽管知堂的文学成就斐然,“落水”之后,人们终究对他另眼相看。不知当时已经“落水”的知堂写这篇读后感时,是否在想人们对他的文与人该作何评价?
由此,我还想到周氏兄弟的失和,想到鲁迅“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,比进西厢,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”那则沉重的日记。这与“向兄索钱不得,携纸锭来焚化”有什么区别?难道博学的知堂不知“戚戚兄弟,莫远具尔”这句古人的忠告,不知先贤所谓“兄友弟恭”的谆谆教诲?他在不足五百字的读后感中着重写这一段,必定是有心事在焉。
知堂说:“张君记此琐事,虽意在非袁,却亦可贵。”这句话意味深长。(王嘉龙)